“哲人往矣，风范长存”是叶企孙的至交、多年的同事陈岱孙在叶企孙纪念文集上的题词。不知为什么，我在看到陈岱孙先生那行瘦劲挺拔的字迹时，丝毫没有想到，把这句似乎是用滥的话加在叶企孙身上有什么不合适，相反，我觉得很贴切。依我的理解，所谓“哲人”，不一定是指在哲学理论上有突出贡献者，在更大的程度上，人们用“哲人”一词来表达对那些视野宏阔、见解深邃、志节磊落的人物的尊敬之情。叶企孙不仅当得起“哲人”的称呼，而且以其渊博的学识、诲人不倦的风范以及卓越的学术行政能力对清华物理系、理学院乃至全国的科技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深深地影响了几代学生的学风。他虽然离开我们20多年了，但是至今我们还在承受着这位哲人的恩泽，一代一代清华校友还在回想这位名师的风采。
叶企孙出身书香门第，幼年时期便在国学典籍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在清华学校学习时一方面不废旧籍，一方面努力钻研自然科学，展露出非凡的才华。从他遗留下来的1915－1916年的日记可以看得很清楚，本书征引极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1918－1923年，叶企孙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留学，分别获得学士、博士学位，其间也有突出的表现，如1921年合作测定普朗克常数h值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数据被物理学界沿用10年多。1925年起，叶企孙受聘于母校清华大学，先后创办了物理系、理学院，1933起主持清华留美公费生考试，抗战期间主持清华特种研究所，多次代理主持校政，精心擘画，颇著劳绩。冯友兰称他是清华派仅次于梅贻琦的第二号人物。
叶企孙回国以后，虽然发表的论文不多，而且基本上是在30岁以前，但他无论兼任多少行政职务，多么繁忙，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而且随时把科学界的新成果补充进课程内容，教学效果良好，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在他的教学和学术行政工作中，叶企孙培养和奖掖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人才，其成材率之高，是罕见的。这些人才的成长固然有多方面的影响，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叶企孙一人的贡献，但是他给了学生扎实严谨的学术基础训练，在办学方面追求一流品质，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这些显然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清华大学物理系人才辈出，决不是偶然的。本书所举事例甚多，读后给人印象颇深。即使像我这样自认为对清华掌故和叶企孙的学行比较熟悉的人，读到这么多的事例，仍然感到有些吃惊，受到特别的感染。前些年我在研究清华校史时，发现1927年物理系开办不久时，叶企孙写的一份《清华物理系发展之计划》。很奇怪的是，这份材料在《一代师表叶企孙》（钱伟长主编，虞昊副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和本书中俱未提及。记得，当年看到这篇短文时，曾深受感动，抄录过一段话。现在我把这段话抄在这里，大家可以看看29岁的叶企孙在办物理系时的眼光：
大学校的灵魂在研究学术。教学生不过是一部分的事。物理系的目的就重在研究方面。所以我们请教授时，必拣选研究上已有成绩，而且能继续做研究的人；是否有教书经验，还是第二个问题。……所以我们课程方针及训练方针：是要学生想得透；是要学生对于工具方面预备得根底很好；是要学生逐渐的同我们一同想，一同做；是要学生个个有自动研究的能力；个个在物理学里边有一种专门的范围；在他的专门范围内，他应该比先生还懂得多，想得透；倘然不如此，科学如何能进步？
叶企孙的贡献曾被埋没了很久，1987年熊大缜案平反以后，叶企孙越来越为人所了解，所称道。8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克选的硕士论文和中国科技大学胡升华的博士论文以叶企孙与我国近代的科技事业为主题。1995年，本书作者之一虞昊先生编成《一代师表叶企孙》一书出版。这些工作一方面搜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另一方面考订了基本史实，为写成一本综合性反映叶企孙生平与事业的著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本书广泛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加以综合，部分论题且有所超越。全书凡48万字，除了详细地叙述了叶企孙的生平与事业以外，还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叙述叶企孙的同事以及学生如何开创中国科技事业。之所以要安排这两部分内容，显然是由于作者认为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换言之，即叶企孙是这批人的核心，具有开创和带动的作用。学历史的人平常喜欢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在本书里，很可惜的是，我在阅读过程中不时感到，作者对叶企孙如何在清华校政中起重要作用，如何影响学生未来的发展方向等方面，论述颇有夸大的成分，至少我们从书里找不出坚实的材料论证。有时，作者兴之所至，常常讲起叶企孙的同事和学生的经历和贡献不惜篇幅，虽然有助于加深读者对清华人的贡献的认识，但是未免离题太远，冲淡了全书的主题，尤其是对于其与叶企孙的直接关系论证得太粗糙了些。依我看，如能删去一半篇幅，本书主题可以更加明朗，结构更加紧凑，而全书的精华可以全部保留下来。虞昊先生在另一篇谈叶企孙的文章前自我介绍道：
作者是清华物理系1952级毕业生，留校任教至今40余年，历经荣辱坎坷，干过各种工作，接触认识新旧社会上、中、下层的三教九流，对高教事业及其变迁了解较多。1990年后集中注意力调查、了解、研究叶企孙，在广大校友和社会上各方人士的支持终成本书，完成海内外学者们的心愿。本文是作者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结合社会的弊端和高教改革的需要而写出的心得。
这段话完全可以作为了解本书的重要参考。作者虞昊先生是传主叶企孙的衷心爱戴者，所以行文里颇多感叹式的赞美之词，在不少地方存在不适当拔高之处。问题的症结是在不少地方离开历史上的语境，孤立地看待传主的见解和行为，而且经常以目前的政策性概念来阐释叶企孙的见解的价值，然后以之根据，抨击目前高教领域的弊端，议论纵横。我以为这种做法对本书作为学术性著作的学术品质是有损害的。事实上，作者固然在研究学问，但是在更大程度上，我们也不妨说，作者借了叶企孙这杯酒来浇自己的胸中块垒。
尽管本书存在上文所谈的种种不足，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本颇有价值的书。其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两位作者各有所长，具备相当的理解和分析研究对象的能力。我们知道，撰写科学家传记要求作者熟悉科学史，能够对传主的科学贡献做出具体而确切的判断，能够准确把握各门科学领域之间的关系。本书作者之一虞昊先生终身从事物理系研究，所以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叶企孙的科学贡献分析得十分具体，纠正了不少回忆文章提到的叶企孙1921年测定的普朗克常数h值在国际物理学界沿用16年的说法，他以确实的证据指出，该数据沿用的时间是10年多一点；作者对叶企孙开创或引导学生从事的新的科学领域与传统科学的关系，以及新领域如何具有前景等都有很内行的分析、叙述。本书的另一位作者黄延复先生对清华校史很有研究，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作者所叙述的清华校史已经吸收了近年来清华校史的研究成果，多年前出版的清华校史著作中比较简单化的一些观点已经在本书中看不到了，而代之以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一些较新出的史料也被引用到叙述、分析中去。
其次，本书资料价值颇高。作者与物理学界前辈有广泛的交游，为了研究叶企孙，访问了大量的相关人物，取得了丰富的访谈资料和感性认识，同时搜集到了保存在这些人物手里的一些书信、图片资料。本书最为珍贵的资料当属叶企孙早年和晚年日记，文革中的交代材料、亲属及学界人物的揭发材料、中央军委办公厅对叶企孙8次提审的详细记录材料。作者尽可能完整地披露了这些材料的全文内容，让读者直接感受传主生活时代的气氛，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另外，除文字资料以外，本书的图片资料也十分丰富。
（虞昊、黄延复著《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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